时才跑到寺院去诵经修法。喇嘛的职衔前都会加上“阿乌”或“阿普”等摩梭称谓。笔者就曾住在一位摩梭喇嘛的家里，每天与他畅谈摩梭文化以及他个人的走婚经历；后来邻居有丧事，笔者看到他脱下帽子、穿起袋装严肃地念经，才发现他的喇嘛身份，后来他告诉笔者说：“所有摩梭人在火塘前只有一个身份——摩梭人，不管阁下在外面是富豪大款、大公司经理，又或是修佛的喇嘛，回来便是一家人。”

　　永宁摩梭家里大多设有经堂，展示出把佛教家屋本土化的摩梭取向，建筑与雕刻俱以色彩斑斓的图案取胜，比起人住的楼房可谓天壤之别。这些经堂，往往历时数月，耗资巨款才能建成。经堂的华丽设备以及齐全的经书、佛像、佛杯和祭佛用具，为喇嘛提供了念经修法开事所需的设备与场地。即使是寺庙(扎美寺)也建在村寨中间，令僧人不必像西藏僧人般住在远离民居的寺院内。

　　至于在公众领域举行的念经开事，仍是家屋本位。笔者在2000年春节参加了落水村的两次念经烧香活动。年初一上山烧香，完全以家屋斯日为单位。早上九时许，村内家屋的人们步行半小时到山上，先找松枝，然后挂上经幡，再予烧毁，意为祛邪。接下来，同一斯日的二、三十人聚首一堂，共晋午餐，巩固并强化家族身份认同。三月五日，春节过后一个月，落水村请了十多位喇嘛在落水沙滩举行法事，以求落水平安昌盛。整个村每个家屋都必须派代表出席，祭品也有严格规定，必须是最具家屋与文化意义的猪膘肉。

　　摩梭喇嘛家屋化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从做喇嘛到往青藏或印度学法，以至能否攀升寺庙高层职位，皆为整体家族而绝不单是个人决定。永宁喇嘛大多在八到十五岁就开始当小喇嘛，显然是家族的集体决定。随着教育普及，越来越多摩梭人是小学毕业后才当喇嘛，母舅一般会尊重男孩的个人意愿，但当喇嘛与否首先是整个家族的意愿。不少僧人承认年幼学佛时，对佛一无所知，只是一片孝心听从母舅决定。也有母舅承认因为家贫而望儿侄成喇嘛，至少可确保衣食无忧，同时可替家人念经祈福趋吉避凶。小喇嘛通常跟一位喇嘛长辈老师，在老师家屋(多数是经堂内)专注学佛数年，平时不会到寺庙修佛。若想前往青藏印度圆僧人心愿，需要巨款，必须举家合力支持帮助才可；若想层层升到“结罗”、“结斯”等佛门高位，也必须由家屋帮忙，给寺院送上十数头猪膘肉、大量酥油、茶叶、糌粑和巨款。譬如在永宁要当上拉叉一职，要送给扎美寺猪膘肉一百条，非一般家屋能承受。近年许多摩梭喇嘛前往印度而放弃西藏，就因为在西藏升上结斯、拉叉高职，需要献奉巨款，与印度“低廉消费”不可比拟。

　　更有趣的是当笔者曾问一位喇嘛为何不吃素，他的回答是： “我们达巴背诵提及祖先皆打猎杀生，所以喇嘛一样可以吃肉。”他的回答既没有严格分辨喇嘛与达巴，甚至在不自觉地以达巴文化传统建构摩梭喇嘛的生活与戒律。由此可见，虽然佛教的社会影响力远远凌驾本土达巴宗教，但佛教又被本土化、摩梭化甚至达巴化，绝非原封不动的、粗暴地侵入摩梭文化。譬如摩梭人最爱解释谓摩梭本来有文字，但本土宗教的达巴误信喇嘛，饥饿时把写满摩梭文字的猪皮吃掉。此传说便把喇嘛塑造为奸狡自私，达巴描绘为善良纯情，正是摩梭人内在颠覆外来宗教的经典。

　　若说“进口”佛教渗了“本土”家屋意义，那摩梭本土的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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