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凡是认为自己有冤屈的，可以申诉，我们将进一步调查核实。”他信以为真，感动得不得了，真以为遇上了包青天，命运将有转机了，差点就喊了万岁。他很会写，连夜写出申诉报告，诸如把他的家庭成分写成贵族是错误的之类，送上去了，等待着福音降临。殊不知，结局出乎他的意料。凡是写了材料的人都被认为是有野心的、无理取闹、企图推翻红色政权等等，统统加判3年，无一例外，他就只能等待那个遥远的再3年了。可是，还未等到那年，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他这个老运动员能逃得过去吗?小泥鳅也好，老泥鳅也罢，别想掀波浪，准备坐下去，把监狱作为家。一直到1978年，他才走出来。

　　他在狱中并没有停止思索，他仍在努力地思考着音乐的种种难题。按常理，在那样的地方，人变得堕落才是合理的，可为什么许多文人反而变得坚强和高洁了呢?这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不管他们所处环境如何变化，他们的内心未曾消沉。这正如不管有的人如何追赶时髦和新潮，仍掩盖不住内心的空虚和卑贱一样。凭着这种高贵，他们可以在死亡线上吟诗歌唱，可以用自己的血液去化开别人心中的冰山，最终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1978年，他从那个洞里再生了，把别人和自己泼在身上的脏东西丢在洞里，不再纠缠于过去，他的时间来不及纠缠，他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怀着一腔破碎的音符，那些滴血的音符在胸中喧嚣着。他要求回丽江，回到丽江当中学教师，除了要搞自己心中的计划外，他想培养自己的学生。走出狱门后，他才发现，他热爱的音乐，在他蹲监狱的漫长时间中荒废了，一些七八岁的小孩，钢琴都比他弹得好，不免使他惆怅。他只能放弃自己的劣势，充分发挥自己掌握多种民族语言的优势，去研究音乐民族学方面的课题。写到此，使我想起著名文化学专家余秋雨教授的一段话：“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现实总是这样，狐狸总想骑着老虎跑。他虽然走出了监狱，但在前进的旅程中，注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磕绊。因为，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有个性的人常常被没有个性的人所牵制。因为，他这类人的存在，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就是一种威胁，所以……

　　他义无反顾地扑在了自己选定的事业上。从1978年到1984年，他利用各种机会，到丽江的边远地区采风，自费去调查，跋山涉水，深入民间，像一个潜水运动员，深深地扎在海底，深深地扎进了纳西民族的原生文化圈之中。我们知道，我国古代以来的学术研究，除了极少数例外，大多从书本到书本，缺少野外考察的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缺乏实证意识。而他是以一个“大东人”的身份和心态与当地的民间艺术家和底层群众融为一体的，不仅考察形象、意识、语言、歌舞形式，还直接体验他们的内心情感、心理因素，甚至山脉走势、河水流声、动物鸣叫、气候原因等，都无不与艺术有关。他在大东挖了一口艺术的深井，许多思索了多年的想法，得到了事实的证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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