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供已享乐的“瑶池”。然而，再坚固的城池，到头来都会变作时间的废墟，作为血肉之躯的人本身，更容易被时间化为乌有，筑城刻碑，只能留下渺小的人生甚至置笑柄于后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极尽奢糜的土司们一一化为灰烬，功过是非都已在百姓的心中盖棺论定：土司制度既是一种政治统治制度，又是一种经济剥削制度，它是在适应奴隶制和农奴制分散统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初期和中期虽有一定的进步性，客观上推动了南方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制度终究露出了它的腐朽性和落后性。由于各地土司世有其土，世有其政，独断专横，权利欲不断膨胀，生活日渐骄奢，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更加残酷，其反动性便充分地暴露出来，走上了崩溃灭亡之路。　　　　　　

　　山风不但送来田野的花香，还传来环州学子们清脆悦耳的读书声。

　　据在环州小学教过书的王殿臣先生回忆，清末民初，环州相继办过私塾和乡立小学。１９３６年，云南省教育厅破天荒地拔了一笔款，决定在环州李氏土司所在地办一所边地小学，深受彝民欢迎。春天，毕业于云南东陆大学的杨崇栋出任校长，他率领李公治等４名教师到环州创办新校，乡镇长将文庙借出做临时学校。不久，土司李洪英将其占地５０００余平方米的土司衙门全部让出做学校，环州由此设立了有６个年级的小学，并开设了一期学制２年的短期师范班。从此以后，环州这座遥远的山寨不断有学子走出大山，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环州人才辈出，有了自己的领导干部、教授，当日的土司府虽然难辨遗踪，却成为环州学子们走出大山的第一平台。

　　当然，发生在环州土司府里的故事还有更多，只是没有人能讲得清道得明了。王维在画完土司府复原图后，又在画另一张图：环州全景图。他没有考虑此图绘出后会有多少价值，只是淡淡地说：“作为文化站站长，我应该最大可能地把知道的事记录下来。”这时的王维，与历史上的诗人王维相去甚远，却更像一个忠实的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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