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端粗的树干，脚穿靴，呈八字形。在像右侧的龛壁上刻有“波斯国人”四个大字。关于这位波斯国人的研究，学术界也有着一段有趣的争论。原因是在亚洲的中古史上，“波斯”并非专指伊朗高原的古波斯国，至少有三个国家古代都称波斯：一是西亚波斯，即今之伊朗；二是西南海波斯，亦名苏木都剌国，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三是印缅交界的“波刺斯国”亦称拘萨罗国。作第三种解释的人认为此窟造像应为枸萨罗国的波斯王——与释迦牟尼同时的佛教始祖“钵罗犀那时多”。

　　反对此种说法的人认为佛教从印度、吐蕃传入大理时，这位波斯王已开离人世１０００多年，根本沾不上边。他们主张，这位波斯国人就是西亚波斯（即现代的伊朗）人。因为唐宋以来不少伊朗的穆斯林从海上的“香料之路”和西南“丝绸古道”入滇，他们或来朝贡，或来经商，《南诏野史》对此也有记载。因此他们认为此窟所雕刻的波斯国人就是来自伊朗一带的穆斯林贡使或商人，雕像手持的树干亦应是伊斯兰的“尔撒棍”，用以履笔拜功之用。学术界的争论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早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地区就已经和西亚、东南亚有着密切的交往。“波斯国人”的雕像正是古代大理对外开放、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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