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科指挥的是“云南青年合唱团”和“洪流合唱团”,他当时在昆明市委文工团任合唱队指挥。曾在他指挥棒下伴奏的是如今世界著名钢琴家博聪。他们是好友,当时昆明音乐工作者协会(云南音协前身)在金碧路锡安圣堂举行的首场音乐演奏会的听众,在这两个年轻的指挥和精彩的伴奏下倾倒。
45年后的一天,已经成为世界著名钢琴家的傅聪,在伦敦伊丽莎白“波塞尔”演奏厅,谛听了老同学宣科和一行十人演奏的纳西古乐以及宣科对世界音乐史的新观点。傅聪惊讶不已,说:要不是老朋友宣科的伦敦之行,他几乎要遗憾终身——因为全世界任何音乐学院和音乐史教材,都缺少纳西古乐和宣科音乐起源新论这两个重大题材。
是奇才,但不是门得尔松
宣科终于没有成为指挥家。尽管他的细胞充分具备一个大万指挥家的基因。宣科虽然不像那几个欧洲的音乐神童一样早熟:三岁弹琴,五岁谱曲,六岁征服王宫贵族,七岁当了皇家院士。宣科没有这般早慧,也没有像莫扎特六岁时当众宣布,今后要娶法国皇妃玛丽那样美丽的姑娘做自己的新娘。宣科也没有像李斯特那样,12岁在维也纳剧院演奏自己的曲子,佩服得连贝多芬都跑上堂去一次又一次地吻他。可宣科的英年早慧在云南、在丽江、在纳西人中似乎是屈指可数,甚至无与伦比,这却是事实。
舒伯特18岁为歌德的诗谱写名曲《魔王》,肖邦从华沙音乐学院毕业、用钢琴闯荡江湖的年龄,正好与宣科从教会学校毕业、用指挥棒指点江山的岁数旗鼓相当,都在弱冠之年,都不到20岁。然而,音乐语言毕竟不同于文字语言。人们永远赶不上文学大师罗曼罗兰的悟性:对于这位大师,音乐是世纪之歌,音乐是历史的花朵,音乐对人生是不可或缺的粮食。然而,粗俗的聪明和急功近利,使人们憎恨起高雅的音乐来。不单是莫扎特跌入了灾难的深渊,也不只是贝多芬遭受了无以复加的痛苦和打击,除了门得尔松以外,世界上的音乐天才似乎都必须经历无数的厄运和炼狱。
宣科不是门得尔松。不测风云席卷着他,音乐家必有之厄运挟裹着他。命运要重新锻造宣科。
如果一路顺风,如果一路鸟语花香,如果命运只有莺歌燕舞,也许宣科会成为小泽征尔;抑或宣科会有壮怀激烈的“英雄交响乐”;在他的生命的音乐中,可能多了些许的拿破仑,多了些许的欧洲气概。那末,宣科就不是宣科,纳西就没有了“如今”的古乐,古乐就只是古乐…
应该感谢生活,应该感谢劳动改造。
诚然,这是并不情愿的遭遇,然而却是历史的命定。虽然宣科没有像莫扎特英年早逝、贝多芬那样双耳失聪,可人间的险恶、人生的磨难,他该领受的都领受了。恰如孟子对天降重任于斯人之应然。再如王国维关于成大器者所应该经历“三种境界”之说。于是,宣科在高墙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伊消得人憔悴;在冰凉的铁窗内,在漫漫的长夜里,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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