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太和村），异牟寻从叔父兄蒙细罗勿、清平官（宰相）李异傍、大军将李千傍等，带着60匹装饰得五彩缤纷的马来迎接。沿路欢迎的军民排到了20余里。南诏王异牟寻亲自出大理城五里迎接。先以披红带绿的12头大象引前，其次为乐队、仪仗队随后，异牟导穿金甲，披虎皮，执双铎鞘，其子寻阁劝在傍，护卫军队千余人，在马上深揖而退。场面之壮观，礼仪之隆重，为南诏史上空前的盛举。第二天在大理城举行了册封仪式和盛大的宴会，异牟寻及南诏的高级官员均“稽颡下拜”，席间，异牟寻特别出示天宝年间唐王所赐的旧物，让当年唐王给南诏的龟滋乐队尚存的老人演奏，重温旧谊，以示不忘大唐之恩。唐使袁滋引杯洒酒说：“南诏当深思祖宗绪业，坚守诚信，为西南藩屏，使后嗣有以传继也。”异牟寻唏嘘曰：“敢不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册封事毕，袁滋回唐。异牟寻又派清平官尹辅酋等17人，奉表谢恩，进献吐蕃给南诏的金印及铎鞘、浪剑、生金、牛黄、琥珀、白 、象牙、犀角、越赕马等等贵重之物。还让大军将王各苴带300人“提荷食物”，于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门（豆沙关）。袁滋等又经四川返长安。

豆沙关袁滋摩崖是中原和边疆友好的象征，也为云南早在千余年前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

担任主要使者并出色地完成任务的袁滋，两唐书有传。他少时“强学博记”，曾依著名持人元结读书。后以才荐为侍御史转工部员外郎。异牟寻上书归唐，唐王朝在先派前往谕的官吏时，“皆以西南遐远惮之，滋独不辞”。当时云南被看成瘴烟蛮荒之区，路途遥远，路多险阻，而袁滋能不辞辛劳，承担重任，这是值得肯定的。他回到长安，还著有《云南记》5卷，惜已散佚，仅在樊绰的《蛮书》中吸收了他的部分材料，并附录了一些片断。

袁滋摩崖不仅有历史价值，在书法史上也值得注意。袁滋“工篆籀书，雅有大法”，叶昌炽《语石》称：“唐代篆书，世推李阳冰，……同时袁滋、瞿令问，鼎足而三。”袁滋手迹，世传极少，今存边陲，弥足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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